大裙子，一条很大很大的裙子 郭培：裙摆的秘密

郭培迷恋大裙子，追求极致，这无意中契合了春晚舞台对服饰美轮美奂的需求。2009年春晚，宋祖英那条由洁白变幻为鲜花绽放的著名“大裙子”，也是出于郭培之手。 （CFP/图）

　　一次时装秀结束后，郭培指着一件耗费50000小时的衣服对媒体说，做这么一件衣服相当于一个工人不眠不休六年生命，她将这个过程称为“生命的转移”。

　　由于工艺繁复，制作时间漫长，在时尚圈，人们习惯称郭培为中国的“高级订制设计师”。拥有严谨制作流程的高级定制由一对一的专属设计师为客户进行多次试装与量身剪裁，“寸尺寸金”的面料与百分之九十的纯手工制作令其价格不菲。

　　郭培的客人是如今中国最有权力与财富的女性，然而，真正令她闻名的却是那些国家级的大型活动：她为北京奥运会设计了颁奖服，纽约时代广场的LED屏上范冰冰向美国人民展示的那套青花瓷礼服也出自郭培之手，更令人津津乐道的是，每年春晚有百分之九十的衣服出自她的工作室“玫瑰坊”。

　　郭培当然了解中国。当谈起自己的衣服时，她喜欢强调其工艺与不计成本的一面。北京奥运会的闭幕式上，郭培为与多明戈演唱《爱的火焰》的宋祖英设计了一条银白色礼服，这套礼服由十几个工人24个小时轮班，花了上万个小时制作完成，除了中国传统刺绣，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将20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镶在裙子上面，这也令当时施华洛世奇香港公司的同类水晶被订购一空。

　　设计师？你是说裁缝吧？

　　当你告诉别人你学服装设计，他们会认为你学的是一门裁缝。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有邻居是一个裁缝，他们很开心，千方百计地希望你能为他们做衣服。

2009年“一千零二夜”时装秀上，郭培找来78岁的名模卡门，为自己设计的皇后礼服走T 台。礼服全部用刺绣完成，两个厚达几十厘米的袖子一直垂到地上。走秀过程中，两个男模几乎并肩架着卡门走完全程。郭培希望以此展示皇后“承载着一个国家”。 （郭培/图）

　　1986年，郭培毕业于北京第二轻工业学校服装设计专业，她是全中国服装设计专业的第一届毕业生。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中国人能真正了解设计师是什么，“当你告诉别人你学服装设计，他们会认为你学的是一门裁缝，”郭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人们知道了自己有邻居是一个裁缝，他们很开心，千方百计地希望你能为他们做衣服。”

　　事实上，比起培养具有艺术水准的设计师人才，成立服装设计专业对于当时中国而言有另外更实际的考虑。

　　当时，中国的纺织部与轻工部都有服装部门，但两者侧重不同，轻工部更多管理的是一些小作坊，它的服装部门是裁缝店一类的小型手工店铺；纺织部则跟一种工业化大纺织生产联系在了一起，它的服装部门是大规模流水线式的成衣制造。

　　1980年代中期，为了解决中国人穿衣服的问题，政府决定将轻工部的服装部分归到纺织部，大力发展纺织业与成衣制造，这个时候，纺织与牛奶、体育一样成为举国体制思路下的一个产业——郭培的服装设计专业就是这个服装的工业化浪潮的产物。

　　与大部分同学一样，毕业之后，郭培去了一家成衣公司工作，在一个缺少版权保护的行业，很多设计专业的毕业生所做的事情只是不断抄袭外国设计师的版式，再将它们复制到中国的纺织生产线上。

　　很快，郭培成为了对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设计师，在一家叫做“天马成衣公司”工作的三年里，她设计的款式卖到了36万件，也因为销量，1996年，她被评为中国十大设计师，在1990年代，郭培轻松地拿到了30万到50万元的年薪。

　　然而这却给郭培带来了痛苦。当在街上看到有人穿着自己设计的衣服，她都觉得这些衣服太丑了，“有时候在我自己的货场，我会故意绕着走，我不想看到自己的设计。”

　　尽管诞生在一个大规模生产成衣的年代，郭培却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

　　毕业创作时，她第一次产生了要做一条大裙子的念头。但在当时怎么把裙摆撑起来，怎么把裙子做大，上了四年服装专业课的郭培一无所知。“我去问老师，但我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去做这种衣服，他让我去人艺看一看话剧演出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在人艺，郭培从一个欧洲贵族题材的话剧里的中世纪的宫廷服装里得到了大裙子的技巧：“它的裙撑由一公分宽的竹条制成，竹子裙撑外面包裹着棉布做的另一层裙撑，更外面才是真正的裙子。”郭培至今记得那条裙子在过门的时候如何地被轻盈地挤扁，又如何地一下子优雅地展开。那一年，她缝制出了一条在全班26人的作品中最大的裙子。

　　要钻戒，还是要十万匹布料

　　郭培与一位市值百亿的园林民营企业女老板格外投缘：郭培渴望把每一件裙子都做成皇后的礼服，这位园林女老板则要把每一个园林都做成圆明园，她们誓要做传世精品。

衣肩上的牡丹刺绣。相比设计版型的变化，郭培更热爱在这些版型的基础上嵌入各种高贵的图案。她甚至想过把一套古董家具缝在衣服上。 （Magic/图）

　　郭培对庞大有一种狂热的爱。

　　1997年，郭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一个台湾商人，他的家族一直在意大利做面料生意。他带郭培去看过他在欧洲的工厂，在那里，郭培见识到了从未见过的昂贵布料。当时在大陆的好面料只有棉与丝绸。

　　不久之后，郭培把他介绍给了准备拍摄《大明宫词》的李少红，很大程度上，那些国内无法找到的布料极大地成就了《大明宫词》当时独特的美学。

　　在意大利一个百年纱线厂，郭培去到他们的库房：“那里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她在那已经工作了四十年。”老太太在那一天里给郭培做了七种纱线，“你可以提出任何一种想法，机器可以给你做出梭、抽、捻等不同效果。”这让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设计师非常兴奋。“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做纱线了，你对面料产生了本质的认识。”

　　求婚时，台湾商人问她，你要钻戒还是要十万匹布料？郭培选择了后者。婚后，他给了她六万米各种布料任妻子支配。

　　1997年，郭培带着攒下的60万元离开成衣公司，创立了玫瑰坊时装有限责任公司。当中国沉浸在成衣大规模生产运动中时，她走向了一条完全相反的创作道路。

　　当时，由于工艺复杂，无法工业化批量生产，很多中国民间工艺受到了极大冷落，在一个社会主义新国家，因为无人问津，它们变得非常低廉，这时，郭培大量从中国各个刺绣工厂去搜集这些被时代冷落的技艺，再花了五六倍的工钱付给这些工人，将他们的工艺收录到自己的公司档案里。而其中有一种工艺非常惊人，它可以将一束蚕丝分成十几缕，再用这些蚕丝编织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翠鸟。

　　公司成立不久，她拥有了第一个女儿，“剖腹产手术之后，我根本无法呆在家里。”郭培笑着说，到了第七天，趁着家人不注意，她偷偷离开家，坐上一辆公交车回到公司继续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郭培都与这些精美的东西相伴，她对自己的客人非常友善，人们都很喜欢她身上的亲和力。在玫瑰坊的客人里，她与一位市值百亿的园林民营企业女老板格外投缘。

　　郭培渴望把每一件裙子都做成皇后的礼服，这位园林女老板则要把每一个园林都做成圆明园，她们誓要做传世精品。但事实上，女老板的园林大部分都在焦作、安阳这种三线城市。

　　2006年，玫瑰坊成立九年之后，郭培举办了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高级时装秀，取名“轮回”。

　　做这场高级时装秀前，她无意间走进巴黎的战争博物馆，当看到拿破仑的一件衣服时，她有了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并不是衣服表面有多绚丽，而是它有一种打动我内心的美，于是我努力记住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从此，去欧洲中世纪博物馆收集创作素材，成为郭培旅行的重要部分。

　　“轮回”的压轴礼服叫做“大金”，工时为50000个小时。因为工艺复杂，缝制过厚，工人做的时候，针已经扎不进去了，每扎一针手都会被扎破，流血，缝纫工具做不到的时候就用钳子与镊子去拔，一根针缝不了几下，就会断掉。“大金”的裙摆有5米。

　　三年之后，郭培推出“童梦奇缘”系列，裙摆拖了10米。从那时起，她自认为是中国最会做大裙子的人：“我能很好地控制它们的轮廓和造型。”郭培说，当时很少有中国设计师可以做出这么大的一条裙子。

　　感谢春晚，感谢民歌手

　　中国的女性民歌手是大国盛世的重要讴歌者，也是对“大裙子”需求量最大的一群人。很快，郭培这种追求极致、迷恋庞大的审美趣味，迅速与中国民歌的表演舞台结合在了一起。

　　歌手张也是郭培“6万米布料”嫁妆的使用者之一，也是郭培第一个重要的客人。当时，国内能选择的布料非常地少，张也为此非常苦恼，当听说郭培的工作室里有很多稀有布料时，张也找到了她。

　　交流中，张也发现郭培和自己很像：“我们都会喜欢一些精致的、很讲究的东西。”

　　1998年，郭培为张也做了一件黄与绿搭配的撞色礼服，张也穿着这件衣服上了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演唱了《走进新时代》。这是张也第一次在春晚上唱这首歌，也是郭培的作品第一次站在春晚上。

　　与其他歌手有点不同，张也是一个非常热爱分享的人，很快，她把郭培介绍给了民歌圈的朋友。

　　在中国，女性民歌手是大国盛世的重要讴歌者，她们也是对“大裙子”需求量最大的一群人，很多民歌手常常要花很多时间从世界各地寻找演出服。很快，郭培这种追求极致、迷恋庞大的审美趣味，迅速与中国民歌的表演舞台结合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如果谁说我的衣服好看，我就特别热情告诉她这是郭培做的。我喜欢穿她绣的很漂亮的棉袍，一看到外国人，我还会有意识地把礼服的价格抬高。因为在国外，只要是带一点绣的东西，价格都高得惊人。”张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郭培与张也的结合也对民歌手服装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张也的建议下，她们一起创造了一种上半身为旗袍，下半身为欧式大裙子，中西结合的舞台服装。这个过程中，郭培的耐心与细致令张也赞叹不已，为做好这样一件裙子，郭培与她一起花费了三年时间。三年之后，张也穿着这件衣服登上奥运会闭幕式的舞台。

　　一年一度的春晚会给参与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把压力又换化成为对服装毫无理性的苛刻，每年过节都成了“玫瑰坊”最紧张的时候。

　　所有主持人中，郭培与董卿接触最多。董卿十分在乎自己的形象，每次彩排，她都会十点以后去机房的小样中看自己的服装，看完之后，她一定会在第二天或者当天夜里十二点赶到“玫瑰坊”修改，有时候只是为了什么地方差一颗钻，哪朵花应该移一个位置，哪儿的叶子再多一小片，央视的其他女主持很少有人这么做。

　　有一年春晚，郭培为她做了一件旗袍，袖口上面镶着很小的钻，大年三十当天，郭培接到董卿的电话，电话里，董卿希望郭培把袖口的三颗小钻换一下位置，这让她很不舒服，它们是一颗蓝钻与一颗粉钻，直径分别是0.6厘米与0.4厘米，与此同时，那件旗袍上已经镶满了大大小小一百三十多颗钻石，观众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换与不换的差别，“这对画面没有任何的影响，但董卿必须要看着那颗蓝钻，否则她会非常别扭”。

　　郭培是中国很早一批掌握了大裙子制作方法的设计师，她又很早地开拓了春晚的礼服市场，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其他设计师能够与郭培抗衡，多次负责郭培时装秀的导演张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春晚舞台的盛世气质需要大量繁复、精致、美轮美奂的华服，无意中，郭培垄断了春晚的“大裙子”，从这个时候起，她也为自己庞大的衣服与梦找到了一个合适展示的舞台。

　　到了2009年春晚，已经有数十位歌星及主持人的服装由郭培制作，包括宋祖英、张也、周涛、董卿、朱迅、汤灿、祖海、黄圣依、陈思思、孙悦、王莹等等。

　　那一年，宋祖英那件由洁白变幻为鲜花绽放的著名“大裙子”，就是出自郭培之手。

　　针对春晚上主持人和民歌手，郭培会设计两种完全不同的服装。“在春晚，主持人在台上一站就要四五个小时甚至还要更久，如果坐下腰部会有褶皱，所以她们是不能坐下休息的。衣服要非常合身，这样能展现得很完美。作为设计师，不能再给她们压力，她们所有的服装都是没有重力，上台下台要非常舒适。”郭培说，“但歌手不同，民歌手们毕竟在春晚上只唱一支歌，总共下来也就三分钟到四分钟，对她来讲整个服装穿着从准备到节目下来也就十几分钟的时间，她是能够承受的。”

　　实际上，春晚主持人衣服的形态与观念都更类似于现代西方成衣设计，而民歌手的服装则更接近舞台的表演服。对于郭培而言，尽管民歌手的服装所耗费的时间更长，但设计民歌手的服装远比主持人礼服容易。从很多层面上讲，前者更侧重于创意、设计与剪裁，后者则更侧重考究的工艺与密集劳动。

　　除此之外，郭培的高级定制也为春晚很好地解决了另一个现实问题。

　　在中国，女性民歌手需要很强的高音能力，但由于高音对肺活量要求很高，导致她们的身形往往比普通人宽大。而做一件衣服前，郭培会为每一个客人测量三十到四十个尺寸，一般的裁缝只会量五六个尺寸，当民歌手们穿上这些经过充分计算，再用坚硬材料制作的塑身衣时，她们身材的缺点被很好地掩饰了：郭培的衣服有一种美化作用，令她们在舞台上看起来都是纤瘦而优雅的，但也因为被衣服勒得过紧，穿上高级订制之后，女歌手不可能再唱出高音。

　　以前，为了追求充满纪律的美，女性民歌手高音与苗条不可兼得的问题可以通过假唱解决，但当春晚导演组要求所有人必须真唱时，这些礼服的廓形都被放宽了十几厘米，你会发现她们忽然比以前胖了很多。

在中国，人们根本没有为设计付钱的习惯

　　在中国，没有人愿意为“设计”这种更高级但相对无形的劳动埋单，哪怕是有消费能力的富人。更多时候，他们把设计师看作一个裁缝。他们只愿意为两样非常现实的东西掏钱：材料成本与工人的劳动时间。

郭培（右）和她的工人们在工作室。郭培“大裙子”的价格表上只有两个现实的数字：布料价值与工人制作这件衣服所花费的工时。免费的设计让她显得很实在以及亲和力十足。 （Magic/图）

　　在一个遍地便宜货、粗制滥造，时装文化落后的国家，当郭培要设计那些与市面上的成衣截然不同的精美服装，她首先面临的两个现实问题是：如何为自己精美的华服定价，以及如何说服富人去购买这些昂贵的衣服。

　　一开始，郭培和其他中国设计师的想法非常接近，她骄傲于自己的设计与品位，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但当郭培把一条裤子的设计费定价为1万元，她很快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为此埋单，到后来，她只能打一个很低的折扣把它们卖出去。

　　1990年代，北京电视台《时尚装苑》节目有一个“旧衣改造”的板块。让设计师帮助普通人将一件过时的衣服进行二次改造。当时，编导邱悦找了很多服装学院的人，开店的人以及设计师，其中最接近节目想法的一个人把她的裤腿剪短，然后拿双面胶贴上，将一条长裤变成七分裤，“但这完全达不到电视节目的要求。”邱悦说，“两个镜头就完了的东西，不可能做成一个专题。”

　　后来邱悦认识了郭培，当时郭培正潜心沉寂在她的“大裙子”研究上。邱悦在郭培的房间看到一件款式非常简单的上衣，这个屋子里有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绢花花瓣与珠子，邱悦建议，能不能把花瓣撒在衬衫上，然后把它们缝到上面，结果效果非常好。

　　“1990年代，装修风格正在从重装修转向重装饰，大家开始对基础的东西进行忽略，整个形势都是往不断点缀、装饰的方面发展，所以那时候我就本能地就想说，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做些东西不断往衣服上缝。”

　　这种装饰方法成了“旧衣改造”里一个重要的元素，节目一直做了100期，她们在不同的衣服上缝过花布、日本曲别针甚至白色塑料袋。

　　郭培很快发现，对于一个处于世界劳动链条底端的国家，没有人愿意为“设计”这种更高级但相对无形的劳动埋单，哪怕是有消费能力的富人。更多的时候，他们把设计师看作一个裁缝。在这种观念下，中国的消费者只愿意为两样非常现实的东西掏钱：材料成本与工人的劳动时间。

　　“在中国，人们根本没有为设计付钱的习惯。”郭培说，当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决定不再收取任何设计费。

　　郭培的客户邬女士比较了她与其他设计师的区别：认识郭培之前，她有过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经历，在当时，她去一个中国设计师那里做衣服，衣服还没有做，设计师首先提出让她支付20万的设计费，这让她非常生气，“但郭培不同，她的设计是免费的。”邬女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邬女士的描述中，让郭培设计衣服更像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社交。她会先问你一般会去什么样的场合，从事什么样的生意，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地画出很多草图，按照这种速度，郭培称自己一天可以设计三套，一年可以设计一千多套。

　　郭培喜欢谈论绣法的繁复、密集的劳动与材料的昂贵而不是设计与版式，她更像一个很好保护并发展了民间技艺的工艺美术大师。很多人在2009年央视元宵晚会上曾质疑郭培为董卿制作的礼服在设计上抄袭了MOSCHINO的创意，但从“工艺师”而不是“设计师”的角度上理解郭培的创作，这并非一件让人意外的事。

　　比起西方设计师，“设计”是很多中国设计师的缺陷，在中国，很多拥有声名的设计师必须依靠的是某种工艺，或者依靠某种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的材料，才能获得成功。

　　郭培也更大胆地使用昂贵布料。她与欧洲顶级面料供应商都保持合作，此前，他们找不到进入中国的渠道，因为很少有设计师敢用这么昂贵的面料。

　　2012年，她在日本找到了一种纤细程度只有发丝五分之一的纱，由于这种材料在服装设计上非常不实用，面料厂基本卖不出去。当你把一小块这种纱放在手上，因为非常轻盈，它会不断向上飘，郭培将它命名为“雾纱”，她用这些纱丝为客人做了一件礼服的裙摆，只要客人一走，你就能看到裙摆之下有一团如梦似幻的东西缓缓飘浮。

　　“我一直说我的设计就是服务，不值什么钱，我不会收费。因为我成长的那个年代设计就是不值钱，思想创意都不值钱。”郭培说，“当客人最初不认可你的时候，一张图纸马上就成为钱，他们很难接受，你一定要做成实物以后再收钱。所以我帮一个客人设计完，如果她不做的话，我会把图纸送给她，只要她不用我的工人。”

　　更深刻地洞悉了中国人的消费心理后，郭培一面不断在衣服上“做加法”，一面加强“玫瑰坊”的手工劳动。

　　成功一颗扣子往往要先碎掉五颗

　　由于大部分名人往往在晚会或者晚宴开始的几天前才会来定制礼服，而这些礼服又耗时漫长，对于他们来说，通宵达旦地工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郭培作品刺绣局部。郭培喜欢谈论绣法的繁复、密集的劳动与材料的昂贵而不是设计与版式，她更像一个很好保护并发展了民间技艺的工艺美术大师。 （Magic/图）

　　在郭培工作室里，有两个部门非常重要：一个是图案组，一个是刺绣组。

　　图案组里有郭培从世界各地搜集来的画册，它们往往是中国皇袍上的龙与凤图集，青花瓷花纹集，欧洲中世纪的王室服饰，甚至欧洲战争博物馆剑柄上雕刻的一支花朵。在工作流程上，往往是图案组把这些图案绘制出来，再由刺绣组的三百多名绣工完成刺绣，然后再把这些图案缝在衣服上。比起设计版型的变化，郭培更热爱在这些版型的基础上嵌入各种各样高贵的图案，她甚至想过把一套古董家具缝在衣服上，当然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在“玫瑰坊”，几乎每颗扣子都要手工制作，因为要用四米多长的线缠绕，最快的工人一天也只能做出十几颗。郭培设计的一件珍珠嫁衣上要缝几十万颗珍珠，最小的珍珠直径为零点一几毫米，穿起孔来非常困难，成功一颗会碎掉五颗，由一百多个工人分三班倒连夜赶制。

　　当大部分中国设计师仍把工作室放在都市中心的时候，郭培则在北京北六环外的园区里租下了一个两千多平方米的四层厂楼。厂楼的一层是她的接待室大厅，在大厅中央是三个昂贵的欧洲中世纪座椅，一架镶着金色凤凰的楼梯沿着凤凰的翎羽盘旋上升十几米，目光的上方则是一个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巨大吊灯，比起设计工作室，人更像是进入了一个皇家歌剧院的殿堂。

　　在厂楼二层有三个巨大的私人房间，除了大型晚会的主持人和歌手外，这里也是明星、商界杰出人物和政界官员的妻子与女儿的试衣间。

　　到了三四层，所有奢华的场景则变成了一个有150名工人的明亮干净的工作室，他们负责服装的设计、剪裁与缝纫，此外，还有一个独立的鞋和首饰的工作室，这里是工厂的部分。到了中午12点，整座楼里会突然响起了学校下课一样的电铃声。从二楼的侧门处，制作服装的工人鱼贯而出，这是午饭的时间到了。

　　河北保定高速公路旁的四十亩土地上，郭培还拥有一个一万平方米的工厂，那里有三百多名绣工，她们按照北京图案组发来的图案，在布料上完成工艺复杂的刺绣，郭培从附近的村子里找到了这些闲在家的农妇，教给她们刺绣的手艺。最近，为了抵抗劳动力价格的上涨，郭培将在保定工厂附近建一座刺绣学校，从零开始把更多周围农村闲着的农妇培养成自己的绣工。除了“玫瑰坊”之外，很少有中国的设计工作室可以或者说需要支配如此多的工人。在郭培的工厂里一个非常好的绣工一个月的工资在3000到4000元，由于大部分名人往往在晚会或者晚宴开始的几天前才会来定制礼服，而这些礼服又耗时漫长，对于他们来说，通宵达旦地工作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说服中国富人的另一种方式

　　一位模特身着一件近200斤的金色礼服，穿着35公分高跟鞋，艰难走了15分钟后，全场的灯忽然全部熄灭，工作人员在一阵照相机的闪光灯里，扶住快要虚脱的模特离开T台。

郭培衣服的重量大多在100 斤以上，又常常拖地十几米，它们会与木头或者水泥等传统T 台材料产生巨大摩擦，模特根本无法拖动。为了减少摩擦力，郭培的T台都是玻璃制成的。为了让模特在光滑的玻璃上顺利行走不摔倒，她们三十多厘米的鞋子底部被附上了一层薄薄的橡胶。 （郭培/图）

　　由于工艺极其复杂，郭培的衣服非常沉重，令模特们痛苦不堪。

　　Lady Gaga的造型师Nicola Formichetti曾经向郭培借一些衣服。当四五件“大裙子”被装在一个坚固的银白色钢箱里，运到达拉斯维加斯时，他们发现一件36斤由水晶珠装饰的女装美得让人无法挑剔，“但是穿着这些衣服根本无法移动，”Formichetti对美国的《T》杂志回忆，“所以Lady在舞台上表演从没有穿过郭的衣服。”

　　在2009年“一千零二夜”的时装秀上，郭培渴望塑造一位皇后，在她看来，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只有皇后，她要为那样一个女人做一件最美的衣服。

　　她从美国找来了78岁的名模卡门，让她在这场秀上演绎一件类似欧洲中世纪女皇设计的白色礼服。

　　这件礼服全部用刺绣完成，为了追求美轮美奂的效果，刺绣层层叠加形成了浮雕一般的图案，让衣服的质地像一块厚重的毯子，最后，两个厚达几十厘米的袖子垂到半空之中再从衣服两侧的肩部穿过，蔓延了十几米之后重重地拖到了地上。在郭培看来，“皇后一定承载着很多，所以那件衣服很重，两个袖子很沉。我用它代表承载着一切，承载着地球，承载着一个国家。”

　　第一次来北京的卡门非常想看一看天安门，但为了在走秀时能够保持足够体力，她只是好奇地让司机带自己来到天安门广场，并没有下车。走秀的过程中，两个男模一直为卡门撑着袖子，他们几乎并肩架着卡门走完全程。

　　时装秀谢幕，设计师郭培会从舞台的出口最后走出，她身后有一个十几米高的架子，每个模特站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完成落幕，给观众呈现衣服在那里的最后一刻。

　　由于搭建仓促，这些架子就跟工地上的脚手架一样，台阶并不是专用台阶，而是工人干活的铁梯。78岁的卡门已经骨质非常疏松，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她的助手说卡门已经10年没有上下楼梯。郭培犹豫要不要让卡门上去。

　　考虑很久，郭培在后台找到卡门，秀场的导演用一个激光笔对着天空指了一下：在那里，有一个离地面8米高的台子。郭培一字一顿地对卡门说：“我希望您能站在那里，完成谢幕。”接下来的十几秒钟的时间里，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沉默望着彼此。

　　同样也是在这场秀上，另一位模特身着一件近200斤的金色礼服，穿着35公分高跟鞋，艰难走了15分钟后，全场的灯忽然全部熄灭，工作人员在一阵照相机的闪光灯里，扶住快要虚脱的模特离开T台。

　　前一天凌晨，因为恐惧，这个模特曾打电话给郭培说自己想要放弃，郭培告诉她，对于一个模特来说，这是一生难得的一次机会，需要有在陡峭的悬崖纵身跳下的勇气。

　　与国际化大部分木质或者水泥的时装T台不同，郭培的秀台完全由玻璃铸成。

　　一方面，她希望那些光辉夺目的衣服在灯光的照射下会映在玻璃上面，带来夺目的视觉效果，但另一个更现实的考虑则是，郭培衣服的重量大多在100斤以上，又常常拖地十几米，它们会与木头或者水泥等传统T台材料产生巨大摩擦，导致模特根本无法拖动，这些衣服只有在摩擦力很小的玻璃上才能顺利滑行，而为了让模特在光滑的玻璃上不会摔倒，她们三十多厘米的鞋子底部被附上了一层薄薄的橡胶。

　　2012年5月，郭培为自己的最新作品举办了发布会，取名“龙的故事”。连续两个夜晚，数千位社会精英在北京798艺术区一个巨大油罐里，观赏了郭培在两年半时间里设计的二十多套衣服。

　　伴着辉煌的音乐，模特们从一扇9米高的琉璃龙门里走出，由于身着重达一百多斤的衣服，她们需要花三分钟时间才能从60米秀台的一头迈向另一头。

　　模特王敏已经为郭培走了四场秀，2012年，她拥有了很多的表演经验，在这一场秀中，她演绎了一件绣满蝴蝶的大裙子，但这条裙子太重了，她穿上高跟鞋的腿根本无法将它带动，因此，在秀上，王敏先用一侧的胯部顶住裙子，将裙子一寸寸地推向前方，随后，她再将自己的腿向前挪动，如同一只负伤的动物。

　　震撼、沉重、艰难、密集的劳动以及异常直接的美，也令郭培的服装获得了一种极端情绪化的力量。

　　在郭培的秀上，当模特穿着第一件衣服迈着艰难的步伐缓缓登场时，常常有女性情不自禁地流泪，秀结束时，她们会激动地冲到T台前向出来谢幕的郭培拼命鼓掌。第一次看郭培的秀时，《时尚芭莎》主编苏芒当场热泪盈眶，秀结束时，她跑到后台来抱住郭培不停地哭。

　　随后，苏芒把章子怡带到了“玫瑰坊”，那一年，章要在春晚上表演《天女散花》，她需要一条“大裙子”。当时春晚已彩排了五次，时间非常紧张。郭培为章子怡设计了一件粉红色的蓬蓬裙，加了一些花瓣和水片，因为“非常巨大”令全国观众印象深刻，成为了2008年春晚的亮点。

　　最后一次彩排结束，章子怡非常高兴，她没马上回家，而是穿着礼服带摄影师来到郭培的工作室，对郭培说：“郭培姐，我和你拍张合影吧，以后你用得着这些照片。”

　　而当获得了一种宗教式的力量，郭培也顺利找到了说服中国富人接受这种昂贵服装的定价方法。

　　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的事

　　郭培的老公很难理解郭培，他问：如果你将要把一块布让工人全部绣满，你为何还要用这么贵的布？

（Magic/图）

（Magic/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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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组是郭培工作室中非常重要的部门。三百多名绣工需要在昂贵的布料上完成工艺复杂的刺绣。往往一件衣服需要许多工人累计几千几万小时才能完成。 （Magic/图）

　　“我不会让我不满意的衣服离开我的工作室，”郭培说，“有时客户都很满意了，我仍会要求工人重做，只有你的要求不断高于他们，不断给他们惊喜，你才能活下去。”

　　想要获得一件郭培的衣服门槛非常高。一本时尚杂志的资深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玫瑰坊”，一位客人需要先交100万元的预存款成为会员后，才有可能让郭培为自己定制衣服。

　　郭培和自己的丈夫把布料按照6、8、10、12等号码进行编号，分别代表600元一米，800元一米，1000元一米，1200元一米……谁也不知道最高单价，“雾纱”是“玫瑰坊”最近使用得较多的一种布料，每米8000元。

　　郭培“大裙子”的价格表上只有两个非常现实具体数字：布料价值与工人制作这件衣服所花费的工时，而后者大部分在几千小时以上。

　　郭培善于调动她的工人，也懂得解释他们的劳动：

　　有一次，一个工人要在一米上万元的布料上用非常精美的纱丝绣制花朵，因为纱丝过于纤细几乎透明，把它缝到布纤维里难度非常大，工人每天只能绣很小一块。

　　郭培的老公对此很难理解，他问，如果你要把一块布全部绣满，为何还要用这么贵的布？郭培回答：“当我告诉工人：你知道吗，这块布上万一米。亲爱的，你要特别认真地绣。绣工一听，会说：‘啊！’千万不要把这个面料绣坏了，就一针一针特别认真对待她的绣。如果你用了一百块一米的丝绸，她就会边聊天边绣。我用一万块钱一米的代价换回了她高度认真的工作态度。”

　　18世纪，高级定制在欧洲日渐兴盛，它们的客户大多是英法贵族，随后，经济实力攀升的美俄与日本财团女性也一度加入购买队伍，现在，高级定制的主要市场成为了中东皇族。

　　随着劳动力涨价，很多巴黎高级定制如今已不堪重负，两年时间，原来的14家只剩4家，如果现在欧洲找到同样技术的工人，做出与郭培类似的衣服，要付出数以百倍难以想象的成本，因此，丝毫没有负担地制作高级定制成了一件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的事。15到16世纪，在高级定制较为巅峰的时期，欧洲贵族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个人拥有超过1000件的各式定制礼服。但现在，很多中国客人则从“玫瑰坊”获得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富人无法想象的高级定制数量，其中一位春晚歌手已经无法回忆起自己从郭培那里做过多少衣服，“大约有三四百件。”她说，现在，这些衣服大部分都闲置在仓库里。

　　在中国，连绵不绝的大型活动对“大裙子”有一种必然而源源不断的需要。为了生产更大的裙子，郭培不断地增加自己的人工，不断采用更为昂贵、稀少以及闪亮的材料，从而完成“大裙子”一次次在体量上的超越，以满足不断升高的宏大。

　　郭培的一件衣服往往需要很多工人累计几千几万个小时才能完成，她用非常巧妙的说法解释这样的生产方式：一次时装秀结束后，她指着一件耗费50000小时的衣服对媒体说，做这么一件衣服相当于一个工人不眠不休六年生命，她将这个过程称为“生命的转移”。